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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教案事件。这次教案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江西、广东等地发生一系列抗教事件后的总爆发。

早在利玛窦去世之前，韶州、广州和南昌已发生一系列的抗教事件。

1、韶州抗教事件

在韶州，龙华民的急进措施，引起当地居民的对抗情绪，教徒焚烧各种神像，使广大群众产生强烈的不满。

比如：

灶王爷是每家每户都供奉的神像，这些神像，“陪伴着他们出生和长大，并且被尊为他们的保佑者，现在却必须把他们从神龛上搬除，在这个民族看来似乎是给予粗暴的待遇。因此，有些人不忍看见偶像落到烟火里去，尤其是家里的炉火里去。”

再如：

乡间的迎神赛佛，是中国农村的传统风俗，有一次，乡民抬着偶像游行，到了教堂门口，龙华民责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龙华民向偶像敬拜，而且还要捐钱，龙华民不仅不捐一分钱，还说你们选错了神，并声明他自己只拜唯一的上帝，不能以任何方式助长偶像崇拜。

龙华民的言行激怒了游行的民众，引起了冲突。还有一次，韶州地区土地长期干旱，庄稼枯死，城里处处在祈祷，市场关闭数日，家家门前点烛焚香，乞求偶像降雨救民。不久，他们又从乡下搬来一尊鼎鼎有名的神像，拾着游行，向它敬拜，献上祭品。

然而，老天还是不下雨，于是到处传言说：

“观音菩萨生气了，因为她背上每天都要挨烧。”

这指的是天主教徒焚烧偶像之事。这一传言使当地居民对教徒十分恼火，就好像是这些人亲手焚毁庄稼一样，有几个人商量，如果龙华民胆敢再到村里传教，就把他当作罪魁祸首除掉。

当地乡学中的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反对龙华民的传教。

当他们得知一些学生不跟他们商量就加入天主教时，气得大肆咒骂龙华民，尤其是龙华民要来布教，更是火冒三丈，“他们转向百姓，拼命煽动群众示威，用难听的名字叫他们，还骂他们懒惰，他们的目的是要诱使百姓向管辖权包括郊区在内的县长公开上书，攻击破坏偶像的外国敌人。”

同时，他们责问教徒说：

你们的教理在四页纸上就讲完了，而我们中国经典是宏篇巨著，词句精美，谁会愚蠢到要选择你们的那本小书呢？

经过几次挫折，使龙华民逐渐认识到：

“要中国人弃绝邪神，竟比印度、日本人还要难。

第一，到处有偶像，不但庙宇里，便是家里也供着。第二，佛堂、家堂是家族的公有物，毁坏了，对不起祖宗。

第三，神像中也有代表先贤的。

第四，因为这些神像是古代皇帝所提倡敬供的，到如今已有1600多年了，要改变这种习惯，非由皇帝自己发起不可。”

虽然龙华民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也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但由于与当地民众积怨已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处境，反教事件接踵而来，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决定放弃这一据点。

他在十月十九日的书信中说：

“以后，我们对于各处住院，仍当依照需要尽量派遣司铎，但韶州一处神父们既须保护教友，不受教外人欺侮，又要常住着，坚固他们的信德，该做的事实在太难了，所以我们决计暂时停派新来的神父到那里去。”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六日，利玛窦的信上又说：

“我们想把这地方放弃了，背教的人多，奉教的都冷淡得很，仇恨更深了。”

两天后他又说：

“教友们冷淡已极，收获的希望极小。”“新奉教的人，竞可以说是绝迹了。”

万历三十八年即利玛窦去世后第二年，韶州教堂关闭了。

2、南昌抗教事件

南昌教务本来发展不快，但自李玛诺从北京回到南昌后，使南昌教务兴盛起来，到1605年教徒增加一倍，约有200多人。由于信教人数的增多，原来教堂已容纳不下，必须轮流使用，圣像和纪念章也不够分发，1607年李玛诺花了1000枚金币购买一所大住宅，准备开办一个小规模的学院。

教会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文人学士的不满，在孔庙的一次集会上，27名生员联名向布政司控告传教士的罪行。

但是李玛诺不仅没有被赶走，还被允许购买一所较小的房子，引起文人学士的更大不满，他们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到处散发。他们声称，他们不是出于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而是为了保全国家完整和维持祖先的法制。他们要百姓牢记，由于和外国人交往，从一开始就会遭受很大的灾难。

3、广东抗教事件

正当南昌出现抗教时，广东省也爆发了一个多月抗教运动。

首先，在澳门发生焚烧青州教堂事件。青州岛在澳门之西北，原是一个海盗出没的岛屿，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保罗学院院长未经广东地方政府许可，在“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非中国所有”。引起当地政府及群众的严重不安。

有一天，正当葡萄牙传教士及教徒们在祈祷时，驻澳门的官吏带领一批人来到青州岛上，烧毁居室和教堂，并将教堂里的圣像撕毁。教堂的一个修士把被撕毁的圣像带回澳门，葡萄牙人和耶稣教徒知道这件事，认为受到侮辱，不禁大怒，带了棍子，冲到官员住所，劫掠财物，并把官员抓到神学院。后经澳门当局出面调停，才把抓来的官员释放，双方的争执移交香山县处理，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接着，又因教派内争引起一场更大的风波。

天主教奥斯定会的桑蒂斯与耶稣会士发生矛盾，于是散布说耶稣会士将联合一部分葡萄牙人，勾结荷兰、日本兵舰，密谋进攻中国。

他们还利用内地的信徒作内应，要像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侨那样，先在澳门杀尽中国人，然后进攻广州，劫掠财物。暴乱的首领就是郭居静，因为他会讲中国话，穿着中国的衣服，到过南京、北京等地，他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且自封为君主。澳门的中国居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纷纷逃出澳门。

两广总督获悉澳门的情况，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发布命令征集全省的水陆军队，然后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面的全部房屋，中断与澳门的一切贸易，禁止任何人接待从澳门来的人，特别禁止接待外国传教士。

正当此时，黄明沙正从南昌返回澳门，路过广州，有几个教徒劝告他躲起来，他以为所带的证件可以得到充分保护，仍同别的信徒一起去教堂。广州府同知得到这情报，立即逮捕黄明沙。这一抓获奸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城，于是聚集大批群众，街道都堵塞了。

第二天，又在黄明沙的行李中发现用欧洲文字写的信件和书籍，以及葡萄牙式样的衣服，断定他是从澳门派来的探子。

不久，广州府又发出一道告示，指责传教士的十一条罪行：

(1)破坏中国海禁；(2)在澳门建造炮台；(3)勾结日本人侵犯中国；(4)担任间谍工作；(5)行使诅咒等各种妖术；(6)派遣党徒与倭寇私通；(7)做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首领；(8)有炼制白银的法术；(9)私入中国内地传教，煽动愚民谋叛作乱；(10)毁坏神像；(11)曾被官府驱逐。

以上各地发生的教案虽然暂时平息下去，但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担任中国传教团监督后，矛盾不断加深，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南京教案。

4、南京教案为何会发生？

为什么利玛窦去世后，矛盾会激化呢？

这与龙华民的传教作风有关。

对于利玛窦的传教方法，裴化行的《利玛窦司铎传》曾作过精辟的分析。

他首先引述一位作家的意见说：

利玛窦为了迎合华人心理起见，传教有如下几个特点：

(1)易僧服为儒服。僧服曾使他与佛教和尚相淆混，同时，佛教势力虽昌盛，却为士大夫所不喜，儒士们则到处受人尊敬。

(2)不向群众宣教。那时中国人讨厌聚众宣讲，他用谈话的方式，在寓所客厅中与人公开论道。

（3)援引中国经书，证明天主教义和中国古儒所讲的道理正相符合，可以补先儒之不足，以此证明天主教义不是外国人的道理。

(4)用高深的汉文著书立说，阐明基督圣道是至高无上的智慧。

(5)用西洋学术获得博学鸿儒的声誉。

裴化行认为，利玛窦传教确实有以上几种方法，但他不是同时使用的，而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分步骤地实行。

如：

第一阶段，罗明坚换穿僧服，用西洋僧侣名义进入中国，起初利玛窦也这样做，后来他发现在中国僧侣的地位并不高，不仅为地方官所不齿，亦常为上流社会所摈弃。

而儒士到处受到尊敬，为迎合这个潮流，打开局面，他脱掉僧服，改穿儒服。与此同时，他还用西洋科学获得博学的声誉，从而消除广东境内藐视外国人的心理。

第二阶段，他以大西洋儒士的资格，先到南昌，再到南京，沿途全用儒士的风度与人交际。

他也不公开向群众宣教，因为那时中国人讨厌聚众宣讲，地方官也害怕有人借传教为名蛊惑愚民，聚众闹事。因此利玛窦改用谈话的形式，在寓所客厅中，或在书院里与人论道。

同时，他开始用汉文著书立说，阐明天主教义，并尽量援引孔子的话驳斥释、道两教，证明天主教道理与中国古儒所讲道理正相符合。

总之，他认为在未得到皇帝明文准许宣扬天主教之前，不能轻率从事，以免前功尽弃。

第三阶段，进入北京之后，虽然比较公开传教，但他仍然感到，即使得到皇帝的赞许，也未大功告成，特别是几次惊险的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在民间传教不能大张旗鼓，因为有被认为是煽惑民众图谋不轨之嫌，只宜用潜移默化的方法进行传教，不可操之过急，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同伴以为既蒙皇帝钦赐葬地，再也不怕教外官僚从中作梗，于是就毫无顾忌地公开传教。

尤其是龙华民接任教团监督以后，抛弃了利玛窦循序渐进、谨慎从事的做法，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使教会势力得到迅速扩展，如南方已从上海发展到杭州。

5、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因父亲去世，告假回家，邀请郭居静、金尼阁到杭州传教。不久，在李之藻的鼓动下，杨廷筠决定弃妾领洗，教名弥格尔，号弥格子。由于李之藻、杨廷筠共同努力，杭州大批人士信教，到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发生前夕，教徒人数已达500多人。

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人土的严重不安，尤其是原来信佛的杨廷筠，改奉天主教后，佛教界十分愤怒。行元和尚在《非杨篇》中指名大骂“弥格子不悟中意，跃入利氏三圈”。

在南京，自郭居静去杭州后，由王丰肃主持教务。

他四处活动，宣传教义，发展教徒，不仅有上层的士大夫，而且还有书童、烧饭、卖糕、种园、挑脚、担水、木匠等各行各业的人信教，以致原来旧的经堂容纳不下。

经王丰肃倡议建筑洋式大教堂，将此事：

“商于教众，莫不赞成，慷慨解囊，不数日，凑成巨款。所奇者，教外之人亦乐于捐输，人心踊跃，指日兴工，不数月堂工告竣，壮丽宏敞，顶上高竖白玉十字架，阖城望见，中国前此未有也。孰意此举，大惹僧徒妒嫉，而万历四十四年之教难，即因是而起。”

6、沈?与南京教案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南京礼部侍郎沈?第一次上奏《参远夷疏》，全面攻击天主教，从而拉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

沈?，浙江乌程人（今吴兴），“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十年进士，准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玛实入贡，固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大多宗之，?奏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

沈?为什么会上奏呢？有人认为他原是江南名僧莲池和尚的弟子，莲池曾在《竹窗随笔》的天说中，攻击天主教。沈?的这种行动，很可能受到僧侣的怂恿。

沈?在列举天主教悬设胡像、诳诱愚民、占据王地、徒众集会等罪行以后，再次请求朝廷孥获治罪。可是这次皇帝仍不批准，奏章留中不发，置之不理。

沈?眼看上奏无效，在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下，采取先拏获监禁，再请旨治罪的先斩后奏办法，派兵包围南京天主教堂，当场逮捕王丰肃、谢务禄及其他教徒24人。

在沈?的一再指控下，并通过方从哲、魏忠贤的活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万历帝发出谕旨，将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一同押解出境。

根据押送传教士出境的谕旨，沈?立即将王丰肃等人提审、定案，然后装入木笼，由兵役押送，经南雄押至广州。

这时，从北京被驱逐出境的庞迪我、熊三拔也到广州，他们四人一同返回澳门。原来在南京新建的西式大教堂及五六间教士的住房，被强行拆毁，教堂内的圣像经书被放火焚烧，其他什物，均籍没入官。

7、为何没有波及全国？

南京教案发生后，虽未波及韶州、南雄、南昌等地的传教士，但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其中一批传教士被迫转入地下，隐藏在中国教徒家中，如北京的龙华民和毕方济，隐居在徐光启家中，杭州西子湖畔的杨廷筠住宅里，也躲藏着郭居静、艾儒略、金尼阁等人。

万历四十五年沈?罢官，回归杭州，南京教案暂告一段落。

但是好景不长，1620年，万历帝去世，由熹宗继位，第二年改元天启，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方从哲又起用沈?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此时，山东发生白莲教运动，沈?抓住这个机会，诬告天主教与白莲教是同类邪教，并指使南京部员徐如珂、余懋孳逮捕教徒30余名，并要求皇上从重治罪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再次掀起南京教案。

但是经过杨廷筠的辨白，再加上叶向高的庇护，使这次南京事件没有进一步扩大。不久，沈崔被革职隐退，病死老家，教案始得平息。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复职，担任礼部左侍郎，一年后，又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徐光启刚回到北京，就推举龙华民和邓玉函到历局工作。

由于传教士修历有功，崇祯帝御题《软褒天学》的匾额，悬挂在天主教堂，从而提高了天主教的地位。

在崇祯帝的庇护下，明朝末年天主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传教士的足迹遍及福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各省，教徒的人数也有较大的增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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