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葛熔金
【编者按】
浙江向来是许多人印象中的肥美之地，但相当意义上，这是美好的误读。“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省情，决定了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各省区末位，GDP总量长期徘徊于尴尬的中游。尤其是广大的浙江中南部地区，山高壑深，行路难不输蜀道，千百年间贫瘠潦倒。
改革开放43年浙江地覆天翻：市场化改革领跑全国，GDP总量位次提升居各省市区第二，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6年跻身各省区之首，成为全国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最小的省份。浙江富了，老板遍地。今年6月，浙江实至名归，摘得全国第一个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
从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共同富裕。浙江的先行示范给出了我们许多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活力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石。
——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基于契约、规则、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推动效率，为共同富裕奠定财富之源。
——初次分配的公平竞争，不能替代二次社会财富合理转移的公平再分配。同样，公平分配的政府的力量亦要尊重公平竞争的市场的力量。
——依道德力量引领的第三次分配，并非强制约束的必须，但一定是值得我们仰望和追寻的时代方向。
以浙江为轴，以共同富裕为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个月调研梳理，采写了一组三篇年终报道。以下是“样本篇”。
织里镇夜景 图片来源：织里镇政府
湖州市织里镇地处太湖南岸，千百年间在浙江上千个乡镇中并不起眼。如今，织里早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童装之都”，连续8年入围全国百强镇：25平方公里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45万，其中35万为外来人口；工商注册经济体4.2万余个，产业工人逾30万人；2020年，织里童装产量14.5亿件、年销售额超650亿元，摘得全国60%的市场份额……
织里之富，展现的是百业兴旺、百姓和谐的普遍富裕。2020年，织里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6949元和48266元，远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59，远低于浙江全省的1.96与全国的2.56。
2019年12月，织里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被赞誉为高质量 “中国之治”的微缩版。织里之治，是乡村之治、社会之治，其根基是“共富之治”。
创富：小镇三代人的创业史
1980年春天，织里镇云村33岁的农妇严玲玲用一根扁担挑着装有200对绣花枕套的包裹，跟随同村人一起乘火车前往两千公里外的昆明。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远走他乡，兜里揣的钱只够买一张去程的火车票。
严玲玲目前的生活富足安逸 澎湃新闻记者 葛熔金 图
“那时全家四口人挤住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听说隔壁村有人外出卖枕套赚了钱，我也想试一试。”严玲玲告诉澎湃新闻。
严玲玲刚下火车，就听说昆明城里叫卖东西可能会因“投机倒把”被抓，她们只能去往昆明的农村走家串户卖枕套。“反正是农村人吃得起苦，晚上累了就找一家农户的屋檐下枕着包袱睡。但没料想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卖完了200对枕套，刨去成本赚了260多元。我丈夫是吃公家饭的农技干部，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不到40元。”
织里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几乎家家户户“遍闻机杼声”。改革开放刚刚透出一道缝隙，不少织里人就开始“一根扁担两个包，一张地图到处跑”，前往全国各地售卖自家生产的枕套、被套、床罩，争先恐后地走上这条致富路。严玲玲回忆，1980年代初的那几年，以前只去过几十公里外湖州城的她，足迹遍及唐山、武汉、上海和苏州等许多城市。
外出闯荡吃过的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严玲玲就亲眼看到同行的乡亲赶路途中被车撞身亡，而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也在外地乡间卖枕套时失足跌入河中殒命。更常见的风险则是随时会因为“投机倒把”被查、被罚，甚至是牢狱之灾。当年每次出门，严玲玲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货款藏在贴身内衣里。
除了外出闯荡，也有人选择在织里镇上狮子桥边一条百米长的小路挑着扁担、摆着地摊售卖枕套、被套。日子久了，以致织里人都把这条街形象地称作“扁担街”。1983年，当地工商所在这条街上搭起了36间玻璃钢简易棚，成为织里童装市场的雏形。
依靠天南海北的销售通道，逐渐让织里的枕套、被套产业有了稳定的订单。1982年，严玲玲办起了自己的小厂，新购入的镶边机提高了枕套生产效率，也给她带来每天200元的收入。两年后 ，她造起了村里第一幢2层的小楼。不久，严玲玲发现童装的市场空间更大、利润更高，便慢慢转向童装生产。到了1987年，她所在的云村43家农户中有40户先后从事童装生产加工，村里气派的二层甚至三层小楼遍地开花。
伴随着织里童装产业的崛起，1992年8月，织里经济开放区获批成立；1995年6月，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织里因此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发展权限，作为织里二代创业者，严玲玲的儿子严良言见证、参与了织里的新跨越。
昔日的“扁担街”热闹非凡 图片来源：织里镇政府
1989年，19岁的严良言就在“扁担街”上跟表哥一起开店卖布。1992年正月，为了去太原进一批面料，他在火车上不吃不喝整整站了26个小时，下火车时脚都站不稳。此后，严良言与他人合伙成立了一家童装企业，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母亲那个短缺经济年代去创业，只要有肯吃苦、敢于拼的劲头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我这一代竞争更激烈了，除了肯吃苦还要有眼光、懂管理。”严良言感慨道。2014年时，他的童装公司产值就突破了亿元。2019年，他又创建了一家科技型公司专注童装供应链平台的打造，目前这家公司也步入正轨。
在严良言们的背后，是织里以童装为主体的产业腾飞：1993年，织里镇的地区生产总值不足2亿元；1998年，升至5亿元；2002年，快速超越25亿元；2011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20年，已跃升到了340亿元。
今天，第三代织里创业者已开始跃跃欲试。2020年10月，严良言的大儿子严俊陶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毕业，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工作；2021年7月，小儿子陈轼盟又从加拿大学成归国，他期望携手家人，为公司的童装设计研发注入更多的国际化元素。
“新产业、新织里、新希望，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严良言说。
记者手记：在织里、在湖州、在浙江，像严玲玲三代人这样的创业者有千千万。她们创业、创富的动机源于摆脱贫困的强烈渴望，她们行走于乡间，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唯一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给予了她们一个放手一搏的机会。因此，严玲玲们成功了，这样的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参与的创富画卷，决定了无数个织里小镇的富裕，也决定了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最坚实基础。
和谐：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时
12月8日，退休近10年的吴美丽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位于织里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吴美丽工作室”。
退休后的吴美丽继续为纠纷调解忙碌着。 澎湃新闻记者 葛熔金 图
64岁的吴美丽在织里有极高的知名度，她从1988年就开始从事调解工作，曾任织里镇司法所所长，先后获得过全国模范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众多荣誉。2012年退休后，闲不住的吴美丽一直在织里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设立的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调解工作室继续忙碌。
“200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他来到了织里镇矛调中心调研，留下的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民营经济有矛盾，我们要更多做调解、引导、缓解工作，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吴美丽回忆。
吴美丽告诉澎湃新闻，1998年之前，调解最多的都是邻里、夫妻间的纠纷，包括涉及农村宅基地的矛盾等。1998年以后，情况变了，一些童装企业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劳资纠纷明显增加。2002年开始，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织里，调解的重点转向了织里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冲突，其间又夹杂着劳资纠纷以及工伤事故等案例的调解。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织里镇成立了浙江省首个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由于童装生产属于技术门槛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02年，很多外地人开始涌进织里办厂经商，并且从老家带来了更多的乡亲进厂务工。2004年，随着童装业的爆发式成长，织里镇流动人口登记数猛然由上年的4.3万余人增至14.2万人，首次超过10万人的户籍人口数。到2006年，外来人口飙升至20万人，直到增至35万人后方才趋于稳定。其中，邻省安徽安庆市是外来人口最多的流出地，最多时达到了14万人。
市场经济催生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带来了无限活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摩擦与挑战。
2011年的抗税风波，将织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这年10月26日，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一户安庆籍童装小业主多次拒交税款，当代征人员上门征收时引发纠纷。湖州市安庆商会会长李结满回忆，这位业主聚集了数百同乡前往镇政府，有人开始投掷石块、打砸路灯，逐渐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据公安部门数据统计，2011年织里镇总发案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如何构建原住民与大量外来人员之间共存共荣的良性制度安排，如何推动财富的创造走向和谐共创与共享？织里镇开始了深刻反思和治理体系的再造。
2012年2月，织里镇派出所升格为织里公安分局，行使县级公安局职权，总警力从300人增加到800人。同时，制度化统一执法尺度，消除“自由裁量权”，坚决封死“寻租空间”，杜绝可能发生的地域歧视。“我自己就是河南来的，现在我们织里其实没有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无论你从哪里来，来到了织里，都是织里人。”做了11年社区民警的织东派出所轧村警务站站长陈建如说。
一座城镇人与人的和谐除了秩序，同样需要的是温度。如何增强外来人口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同样成为织里镇重要的工作聚焦点。2014年，织里成立了以各地商会会长为基础会员的“新居民和谐促进会”。李结满告诉澎湃新闻，织里的书记和镇长定期与“新居民”面对面对话，倾听心声，政府重大会议也会邀请大家列席参加，彼此搭建起了通畅的心桥。2015年以来，织里镇再未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恶性刑事案件。
矛盾与摩擦往往源于利益的再分配。很长一段时间，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劳资纠纷案甚至占到了织里矛盾调解的70%以上。于是，织里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平安大姐”工作室便应运而生。
“平安大姐”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目前有核心成员28人，都是在织里创业的女企业家，她们来自17个省区，有60后，也有90后。“企业稳定、有爱心、热心肠、自己家庭和睦，都是成为‘平安大姐’的必要条件。”来自辽宁海城的“平安大姐”工作室发起人徐维丽告诉澎湃新闻，每位“平安大姐”每周至少要拿出两天时间值班参与纠纷调解，身为老板的她们在调解过程中绝不会帮“老板们”说话，而是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权益放在首要位置。
徐维丽以自己调解过的一起劳资纠纷为例：有一家童装公司的老板听说有几位熟练工想跳槽，又气又急，便事先扣留了部分工资。工人们就联合起来罢工并寻求“平安大姐”的帮助。徐维丽推心置腹地劝说这位老板：“留人关键是要留心。如果你是工人，被克扣工资你又会怎么想？”最终，老板当场发放了扣留的部分工资，并在同意增加薪资的基础上双方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势不两立的对抗消融于无形。
织里镇矛调中心负责人表示，矛盾调解从来不是依靠权威、官威，而是靠人。调解的过程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心对心的对话。
记者手记：财富的创造并不总是欢笑和喜悦，也会伴随着市场化环境下不同群体的对立以及强者与弱者的分野。在这场利益再分配、矛盾再化解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温情、兼容以及良性制度的再造尤为必要。织里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和谐才是最美的风景。
共富：让每一个织里人都能体面生活
在杭州的浙商博物馆有一本极富传奇的电话本，电话本里有各种数字和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就像一组组神秘代码：比如手枪代表公安局长，汽车代表交通局长。电话本的主人，是浙江振兴阿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土生土长的织里轧村人潘阿祥。71岁的潘阿祥从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1980年代初，他跟大部分织里人一样靠外出推销棉布和绣花枕头成为“万元户”，继而靠着胆识和眼光创办了自己的厂子。如今阿祥集团已经成为多产业、跨行业的集团公司，资产高达28亿元。
吕本勇和吕本涛是一对80后亲兄弟，他们出生于河南信阳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003年，哥哥吕本勇来到织里一家工厂打工。3年后，弟弟吕本涛大专毕业也来到织里童装市场摆摊销售。2009年，两兄弟辞职一起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卖童装，然后又办起了童装生产企业。
织里童装产业园，这里的创业者来自五湖四海。 澎湃新闻记者 葛熔金 图
“织里是可以让你公平创业的地方，向每一个肯努力的人敞开怀抱。无论你来自哪里，不分贵贱。”吕本涛告诉澎湃新闻，2020年他们的童装生产600多万件，产值逾2亿元。今年，他们还投资6000余万元在织里建了新的公司总部。
无论是潘阿祥，还是吕本勇、吕本涛兄弟，他们都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在织里平等的市场竞争中收获了财富。他们也期望把这一份平等与公平，传递分享给他人。
“员工好，企业才会真得好。”潘阿祥总是把这句话常挂嘴边。截至目前，阿祥集团共向员工奖励了60多套商品房，200多辆家用小轿车。安徽人徐德虎在阿祥集团工作了十年，从一线员工成长为中层干部。“我已经被先后奖励过2辆小轿车，年薪超过20万。去年我还在市区买了房子，正在申请人才补贴。女儿也在镇上读书，成绩很好！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徐德虎说。
吕本勇、吕本涛兄弟在织里站稳脚跟后，就带着老家的许多乡亲落户自己的童装公司。一段时间后，有些乡亲想自闯天下，兄弟俩就热心地资助他们开店、开厂。
“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每一个织里人都能体面生活，更是织里政府治理最重要的行动取向。
安居才能乐业。2018年初开始，织里镇主要针对外来员工推出了“宿舍革命”。规定宿舍实际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得少于6平方米，夫妻间不得少于8平方米，房间内必须配备独立卫生间、淋浴房、空调和热水器，舒适且私密。
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同样关乎公平。安徽籍工人刘云飞因为阑尾炎住进了位于织里镇的吴兴区人民医院，出院时他发现用老家的医保卡也能和当地居民一样直接报销。原来，该院与7个省区已经实现患者就医异地结算跨省联报，解决了过去异地结算周期长、往返奔波的难题。十多年间，织里投资近百亿新建、扩建中小学、幼儿园和三级乙等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园等，公办学校超过60%的在校学生为新居民子女。
“织里·知礼”是织里镇这些年打造的重要文化品牌，而每年一届的“知礼人”评选是重头戏，在织里居住包括暂住一年以上的个人、家庭和团体均可参评。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知礼人”获奖者是新织里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新老织里人站上同一个舞台，成为全镇最闪耀的明星。不仅如此，近年还有40多名新居民先后当选为省、市、区“两代表一委员”。
共同富裕，虽远必达。以童装为致富纽带，将织里与全国许多欠发达地区紧紧相连。2020年，织里镇生产童装14.5亿件、童装销售超650亿元中，外发加工童装占比6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织里童装产业在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青海等地引导、帮扶、带动置办各类童装企业两万余家，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万个，各地合计年产值300多亿元。
一件小小的童装，改变了织里，也改变着更多人的未来。
记者手记：创造财富一定不是社会发展目的的全部，不断提升最广大人群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才是。而从创造财富到分享财富，公平与公正是根本。新的时代，最广大人群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不仅是财富层面的，同样应该涵盖精神富有、社会尊重、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
责任编辑：谢春雷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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