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娄湘棣、许才纪
接前文《记忆里的黄泥街（二）| 原来这里很有文气和香火气》：
公共食堂遇见的眼神
黄泥街由东往西，接近街尾大约50米左右，街南侧有条支巷，名双鸿里，巷宽不到4米。
在双鸿里入口的右侧，有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可能因为是长沙市房产公司直管公房的原因，这幢房屋的楼下一层先后作过多种用途。记忆最深刻的是，在1950年代末期，这里曾经成为府后街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公共食堂所在地。
那是195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大跃进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提出的口号是“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
城市里的妇女同胞都主动投入到了这场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家各户出力， 捐献各种铁制品，街道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那时候新工厂在不断建立，老工厂也在发展中大量招工，不少家庭妇女从家里走进了社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新工人。这个时候，每个家庭的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就成了大问题。
为此，当地基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措施，黄泥街公共食堂就是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开办的。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图源网络，仅供参考，非黄泥街公共食堂老照片）
食堂的大门朝着黄泥街开启，两扇直抵楼樑的木板门开在中间，推开大门即可直接进入食堂饭厅。饭厅两边分别呈一字型各摆放三张四方桌，供学生和居民吃饭就座。往里面走是一排橱窗柜台，将厨房与餐厅隔开。
居民和学生在食堂凭购买的饭菜票用餐，这与当时农村办人民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不是刮“共产风”的产物，而是当时人民政府便民服务的一大举措。
那时衡器计量实行的是十六两制，即一市斤等于十六两（以后称为“老秤”），到1959年6月以后，全国统一实施新的计量制度, 即一市斤等于十两（以后称为“新秤”），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在街道公共食堂，笔者之一才纪看到了一个让他至今都难以忘记的眼神与笑容。
那一年，笔者才纪大约八岁。一天中午放学后，笔者才纪独自一人到食堂去吃中饭。因为去得早，食堂里静悄悄的，餐厅里还没有什么人，笔者才纪顺眼望去，只见在食堂左边的四方桌傍，静静地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食堂大门的入口处。
这位中年妇女就住在离这很近的黄泥街街尾，一座转角木楼房里，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在生第三个女儿时患上了精神病。但她不吵不闹，从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她的母亲就在这个街道食堂里工作，大家常常能在这里看到她，都是街坊四邻，相互知根知底，也就习以为常了。
笔者才纪习惯性地径直走到售饭口，买了三两饭和一份豆腐脑干菜汤，还有一份菜已记不清了，将饭和菜端到离餐厅入口处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后，再返回到窗口前去端豆腐脑汤。
当低着头双手端着汤小心翼翼地碎步前移时，忽然感觉前面站着一个人，正伸出干净的双手来接手中的汤碗，被滚烫的汤碗烫得直伸舌头的笔者才纪，本能地缩回双手。抬头定睛一看，来接汤碗的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坐在那张桌子旁边的中年妇女。只见她笑嘻嘻地转身将汤碗端到已放了三两饭和菜碟的桌子上，然后径直坐到旁边。
笔者才纪满怀感激地抬头望去，只见她满脸笑容四目相对，那眼神中充满慈爱，至今难以忘怀，这哪里像是一位失去了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分明是一位充满着慈爱的母亲坐在笔者才纪的对面！
这件事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但那充满着人性光辉的母亲眼神，至今总会时不时在笔者之一才纪的脑海中闪现，现在回想，心中仍然是暖暖的。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图源网络，仅供参考，非黄泥街公共食堂老照片）
黄泥街街道食堂没有持续多久，1959年上半年还没有等食堂改用新制计量的饭票就停办了。但却给我们曾经历过的这一代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多年后我们在一起回忆小时候这段经历时，还有一位朱姓同学记忆犹新，他讲起他家兄妹几人为了节省一点菜金，合起来买饭菜时情景，豆腐脑汤两分钱一份，去晚一点还买不到呢！仍意犹未尽，感慨万千。
大跃进时代的街道公共食堂，作为时代产物早已不复存在，它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记忆藏在心底。
托儿所的歌声
1950年代初期，曾遇到幼儿教育的难题。据统计，1950年代出生的人口达到20561万人，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确是困难不小。于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街道民办托儿所应运而生，使很多适龄的孩子走进托儿所，受到了幼教的熏陶。
没有教室，就利用刚刚完成私房改造后的一些公馆厅房，作为托儿所的场地；没有师资力量，就动员有文化基础的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担任义务幼儿教师；没有桌椅板凳，孩子们自带板凳上托儿所；没有幼儿教材，就到处去学习参照公办幼儿园的教案，自学自编教学。
那时托儿所哪里有风琴，全凭阿姨老师的嗓音传播，托儿所阿姨教唱的歌至今不能忘怀：“蝴蝶呀蝴蝶，长得真美丽，头长着眼睛，身穿花花衣，……”“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托儿所义务老师们的嗓子嘶哑了, 但她们的工作热情一直持续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街道托儿所曾先后办在黄泥街主街和双鸿里等三处地方，没有开办多久，前后约两个学期。但它正处在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街道托儿所、街道公共食堂等后勤服务堂、 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尽管开办时间不长，但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却是不容忽略的，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上世纪的托儿所（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自来水站的欢乐
1950年代末、60年代初，黄泥街上解放初期出生的娃娃们也渐渐长大，成为街道上一股新生力量。
每当夏季来临，黄泥街上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街景，放学回家后的孩子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孩子到邵阳坪自来水站挑自来水回家；有的孩子结伴去街上的水井扯井水浇洒麻石街道和墙面，让街上的热浪尽可能的降下来，清凉一些。
去邵阳坪自来水站排队挑水的场景，那可是长沙城内的一个景观。?
1951年9月，长沙市政府建设局建成市内第一座水厂一一河东水厂, 在全市街巷首批设立自来水站12个，邵阳坪自来水站为其中之一。10月1日，河东水厂正式供水，同日，成立长沙市自来水公司，办公地设黄泥街之南蔡锷中路同春里。10月3日，宝南街、邵阳坪等6处自来水站免费向市民供水3天。
邵阳坪自来水站负责供给黄泥街周边居民的生活用水，负责管理和卖水筹的是一位50多岁的大婶，她吃住都在自来水站，工作、休息都在售水筹的小木屋，小木屋旁搭了个简易棚子，用来煮饭炒菜。
水筹有25公升和50公升两种，一分钱买水筹50公升，小孩子一般都是挑25公升一担的木水桶，大人挑50公升的大木桶。早晨和下午学校放学后去挑水都要排队，有时还排到张记剃头铺斜对面的水井边上了。
男孩子夏天下午去挑水，一般都穿着背心、短袖衣衫，回家则光着膀子进门。那时孩子们担水基本上都不会换肩，担水的路上一般都需要停下来休息几次，等担着水到家，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只得光着膀子担水。肩头有汗，竹扁担沾水打 滑，水桶时常因此掉落到地上，等挑到家，水桶里的水早已所剩不多了。
而此时黄泥街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街上的水井边，只见那些用吊水桶吊水的孩子们，他们穿着短裤，上身打着赤膊，从水井里吊上水桶出水面后，马上将井水倒入放在井边的水桶和脸盆里。孩子们迅速将其送到各自家门口，顺势将水泼洒 到木板墙面和门板上，泼洒完墙面再泼洒到麻石街面上。
水井（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孩子们疾步前行，往返不要多长时间，黄泥街就像被大雨淋过一样，麻石路上湿淋淋的，让人感觉到空气都清新多了。待被太阳照射后的余热缓缓地减退，街上又慢慢安静下来。
太阳下山了，麻石街的地面也慢慢地干爽了许多。这时吃完晚饭或没有吃完饭的家庭，马上就有人将家里的竹板床和竹睡椅迅速搬到自家门前，这叫“抢占地盘"。不大一会儿，各家闻风而动，麻石街道两边摆满了竹凉床，街道中间只留下一 条一米来宽的行走通道了。
夜幕降临，各家各户的人们洗完澡，就陆续出来躺在竹板床上乘凉了。
从黄泥街街头到街尾，密密麻麻的皆是凉床、睡椅和人影。整条街上就只有电灯杆上的几个25W的白炽灯发出微弱的亮光，一片昏黄，让过往的行人只能听到乘凉人说话的声音，却看不清人的脸。
说话声中有家庭成员之间，也有邻里之间的聊天，有大人给孩子们讲故事，这其中湘中益缝纫店李伯伯的一段话语，至今犹在耳边，他说：平常有人骂人说是“王八”，其实是说这个人“忘八”。为什么说是“忘八”呢？这是因为他忘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八个字，叫做“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也称为“八德”，是做人的基本，忘记了这八德，就被称之为“忘八”！
李伯伯这番话是讲给当年乘凉的孩子们听的，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启示，有些是能受用一生的。
寿爹的报摊
说起黄泥街的知名度，在1980年代以前，它和长沙老城区其他的老街小巷并无太大的区别。直到1980年以后，黄泥街这条名不见经传的麻石街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段时间黄泥街上人头涌动，门庭若市，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书刊集散地，全国四大书市之一。
说到黄泥街书市的形成，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了。
80年代的黄泥街一带地图
黄泥街14号，离街口约30来米处住着一户张姓人家。长沙和平解放时，男主人40岁出头，个子不高，黝黑的脸上略显严肃，他不善言谈，也从不主动与街邻们交往闲聊。那时候人较显出老，街坊邻居们尊称他为“寿爹[diǎ]”。
自长沙城解放后，寿爹就肩挎一个绿色邮袋，靠沿街叫卖报纸书刊杂志谋生。不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也不管是天晴或是下雨，寿爹都是风雨无阻，照样肩挎绿色邮袋，沿着蔡锷中路一带售卖报纸书刊。
与黄泥街隔蔡锷路相望的是宝南街，宝南街的南侧至五一路北侧这一线，临蔡锷路的大片地块，是当时的长沙市邮电局所在地，由电信与邮政两大系统组成，统称为长沙市邮电局。
这是长沙解放后，于50年代初期新建的一处地标式建筑群，呈四合院布局。除生活后勤服务设施以外，办公、营业厅，都是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楼房。座落在蔡锷中路与五一路相交的东北角延伸线上，楼房所有外墙均为红砖清水墙，屋顶 盖的是红挂瓦，远远望去很是醒目。
靠着宝南街的建筑群，是电信系统的后勤服务、办公、营业区域，其营业大厅面朝蔡锷中路。靠着五一路的建筑群，则是邮政系统的办公、营业区域，其营业大厅大门正处在五一路与蔡锷络相交的拐弯处。
进入邮政大厅左转，沿蔡锷路方向的是报刊、杂志的发行、营业区域，其经营场地面朝蔡锷路，与电信营业厅相邻。邮政大厅主营邮票销售、邮件信函交寄业务，包裹、邮政储蓄的营业区域，则沿着五一路呈一字型向东延伸至侧门出入。
在邮政、电信营业厅的建筑外墙五米处，则分别用九十厘米高的绿色木栏栅围住，里面安装报刊阅读橱窗，报刊橱窗的两侧及背后，分别整齐有序地种植着龙柏、罗汉松、 七里香球、夹竹桃等植物。
报刊橱窗天天准时更新着各种报纸，不知让多少爱看书报的人在此驻足，我们多是挤在人群中阅读。
1980年代以前，蔡锷中路的路幅只有八米宽左右，而靠邮电局这边的人行道却很宽敝，人行道上来往的人流并不是很多。
在离电信营业厅大门旁边南侧不远处，有一个不常开的侧门，它与邮政报刊发行科相邻，这里是寿爹领报刊的地方，门前水泥台阶两旁的窄窄的斜坡，也是孩童们常来玩滑滑板的场地。
每天清晨，寿爹和其他报纸销售员一样，在报刊发行科领到报纸书刊后，就分别坐在水泥台阶上各自分拣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书刊，然后再各自沿街售卖，远远望去，报刊销售员们还真是一道城市风景线。
曾经的卖报人（图源：Hiroshi Hamaya/Magnum Photos/IC photo，仅供参考）
时光不觉之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寿爹，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报刊销售。虽然这份工作不属邮电局的人事编制，却是一份被认可的正儿八经的工作，受人尊敬。
但岁月不饶人，天天行走于大街小巷中，寿爹渐渐感觉到有些吃力，于是他领到报纸书刊后，就将其摆放在黄泥街口或自家门口售卖，因为蔡锷中路西侧的商店铺面很多，过往行人不少，每天的销售量依然未减。
那时长沙市区还没有报刊亭，要买报纸书刊除了到邮电局各个营业厅外，也就只能在街上等候这些沿街叫卖的行销员。寿爹当年在黄泥街口摆设的唯一报刊书摊，无疑方便了南来北往经过书摊的爱好书报之人。
看到寿爹在黄泥街口摆书报摊，于是有几个和寿爹交往很好的同事，就越过马路，将报刊杂志拿到寿爹的书摊旁边，一边整理分拣报刊，一边相互问安闲聊。大家沿着黄泥街口相互挨着，蹲在地下分类整理，没过多长时间，大伙们整理完 毕挎着邮袋各奔东西，沿街叫卖去 了，只留下寿爹静静地守着他的报刊书摊。
寿爹在家门口摆设书摊，为图人流量，而将书摊搬到街口摆放，引起销售报刊的同伴汇集到黄泥街口，继而引起在马路对面的“书报发行部”进货的书商们的好奇和注意，发展到在黄泥街街口租房开书店。
让寿爹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在家门街口摆书摊的无意之举，竟会为黄泥街成为书市埋下伏笔。他更不会想到，他摆在这街头书摊竟成为了一大产业的发端。
80年代路边卖报小摊（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书店一天比一天多
自寿爹在街口摆上书摊以后，到黄泥街租房开店卖书的人越来越多，来黄泥街进书拿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记得1980年刚过完春节不久，黄泥街上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家个体书店，门店简陋。在街口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书架上摆着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有同为19世纪法国优秀作家莫泊桑的《项链》。从书的外观看不像新出版的，但也决不是旧书。
回想我国出版社长期受极左路线的摧残，如今才进入80年代，一切才刚刚复苏，是来不及出版新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在这家个体小店居然能看到世界名著，这些书出自何方？看书人捧在手中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作者在黄泥街书市淘的书籍
之后不久，黄泥街上的书店一天比一天多，各种书籍越来越丰富。有些书店老板说，你们想要什么书我们都能调来。慢慢地在黄泥街上听到了一个新名词：二渠道。
书市繁荣鼎盛时，街道两厢全是书店，原来的住家都搬离了黄泥街， 将住房租给做书生意的老板开店。这些老板接过房子也不装修，靠街的房间作门店，后面的房间做临时存放书的地方。
如火如荼的书市将周边的文运街、长冶路、长康路、邵阳坪和附近各条支巷都带动起来了，这些街巷也紧步后尘开了很多书店。
每天早上开市后，黄泥街满是讲着外地口音，拎着手提箱来各家书店进货的书贩子，在街上的书店进进出出。
那时，黄泥街上全是忙碌的人群，有手握砖头样的“大哥大”站在街中央打电话；有催客户汇款的；有命令手下打工仔发货的，话语盛气凌人。90年代初一款刚诞生的手提电话价值人民币2万，是书市大老板身份的象征。
再到后来，这个自发形成的黄泥街书市，成为了闻名全国的“二渠道”书市。
天时地利成大市
细细想来，黄泥街书市的形成是偶然中的必然。寿爹的报摊只是黄泥街书市形成的偶然因素，而更重要的是有“天时地利”的必然因素。
1980年代初，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春风送暖，一波又一波，文艺在复兴。
过去许多被国家禁止的行业，允许个体经营。各类报纸、文学杂志、外国文学、各类小说如雨后春笋般走向市场。
长沙是省会城市，中南地区重镇，当时报纸书刊发行的主渠道是各地的邮电局，各地、市的报纸与文学书刊杂志等文艺类刊物，均由邮电局统一发行。而所有教育、科学类书籍、儿童科幻书籍及连环画等，则均由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黄泥街口右侧正对着长沙市邮电局报刊发行部门，隔蔡锷中路相望，外地书商来长沙进货，看到黄泥街口寿爹的报刊书摊生意兴隆，不免都要越过马路驻足观看一番。
出黄泥街口，往南约100米右转便是五一路上的省新华书店，而新华书店的仓库门就开在双鸿里。
原五一路书店内景 图源/红网
湖南外文书店及古旧书店，就在黄泥街对面的宝南街口的蔡锷路上。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当时就位于黄泥街口左边的斜对面，厂大门对着蔡锷路。
而此时的长沙汽车东站，尚在建湘路上的定王台东侧，离黄泥街仅咫尺之遥，客商们进货十分方便。
上述这几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条件，正好将黄泥街团团围住，形成了难得的“文气”。
长沙市邮政局、省新华书店、省外文书店、古旧书店、省新华印刷一厂等围着黄泥街，这是“地利”。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则是“天时”。天时地利人和，黄泥街书市的形成与快速发展成必然。
多年以后，随着国家的相关政策趋紧，所谓“二渠道”由盛而衰，黄泥街书市经历了它的巅峰期后，逐渐冷落下来。黄泥街书市从1980年代兴起，到1997年底整体搬迁到定王台，经历了十八年。
如今黄泥街书市已成为历史，往日全国四大书市之一的盛况像过眼云烟不复存在，唯其书香余韵供留住记忆的人们回味。写黄泥街书市的文章及文学作品已有很多，于是我们想，“记忆里的黄泥街”系列文章该到此搁笔了。
（本系列文章完结）
系列文章：
记忆里的黄泥街（一）
记忆里的黄泥街（二）| 原来这里很有文气和香火气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娄湘棣、许才纪。编辑 | 明明。未注明出处图片均源于网络。
征稿启事
城市记忆CityMemory平台致力于和广大作者、读者一起，挖掘、梳理、传播、传承长沙城市人文，在日常推出各类主题文章的同时，我们也围绕“长沙记忆”做各类文创产品、项目、活动，以多种形式展现“长沙记忆”。
目前有“清水塘的记忆”“长沙工业记忆”相关主题书籍（书名另拟），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者、原创稿件：
一、“清水塘的记忆”征集作者
1、书籍说明
有关部门拟组织编写“清水塘的记忆”主题书籍。本书将围绕“毛泽东与清水塘”“清水塘的革命人物”“清水塘的红色文化”“清水塘的发展变迁”等相关主题展开内容创作，汇总成书，将作为向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献礼作品推出。
2、作者要求
①熟悉清水塘一带发展变迁的老居民或文史学者、专家、作家；
②掌握与清水塘红色历史相关的丰富史料、老照片及能提供相关线索者；
③曾在清水塘居住或工作的革命先辈，及其后人或相关联络人；
④曾创作过“清水塘红色记忆”相关主题重要文学、书画作品的原创作者；
⑤清水塘红色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的建设者、组织者、参与者。
3、合作方式
欢迎满足条件、有意向参与本书写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与各位写作者一一沟通具体写作方向及要求，之后展开协同写作。
满足需求的投稿作品将用于书籍收录、平台发表，并支付相应稿费、赠书等。
二、“长沙工业记忆”主题征稿
1、主题说明
工厂、企业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居民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长沙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市域内各大工业企业的贡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工业企业的支撑。工业记忆是长沙城市记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2、征稿要求
①内容围绕“长沙工业记忆”展开，即反映长沙市各大工业企业（如电力电子、冶金机械、化工纺织、建筑建材、食品饮料等）发展变迁，及工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记忆内容；
②内容主题明确，语言精炼，逻辑清晰，结构完整；
③单篇字数不少于3000字；
④图文结合，无侵权行为，图片资料需注明出处。
3、投稿说明
该主题内容将作为城市记忆长期征稿的一部分，满足需求的投稿作品将用于书籍收录、平台发表，并支付相应稿费、赠书等。
以上作者征集、投稿，有意向者请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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