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登荣管理的家具厂在政府规划建设的集聚区中，集聚区的厂房一改此前毛毡棚、铁皮棚的草根气息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绿皮火车穿过群山万壑，从广州抵达赣州，一路上岭南丘陵连着赣南山脉，城镇零星散落在山间平原上。我此行的终点是一个名叫龙回的小镇，归属于原江西省南康市、现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在行政区划上，龙回是赣州市区最南端的小镇之一。
龙回是我外公的故乡，我却是今年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跟我妈聊起农民工话题时，她忽然告诉我，“你在龙回的堂舅们都去广东打过工，你可以问问。”
电话拨通后，大堂舅在那一头谨慎地问我，父母都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他的语气立刻热络起来，“打工啊，（上世纪）90年代，这边的人16至60岁全去打工。”
“后来呢？还在广东吗？”我问。
他有些骄傲地说：“几乎都回来了，广东很多厂迁到东南亚、迁到江西和湖南，龙回最多的时候也有一千多个家具厂，（这边的人）不必到外面去了。”
打工回流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工厂？”
大堂舅几句话解释不清，干脆说：“你来，我带你去厂里转转。”
2022年8月末，我终于来到这座和我有亲缘关系却非常陌生的小镇。龙回的主街道非常宽阔，两旁的门面被统一设计了木制招牌和立柱，墙面刷得亮白，像是一种明晃晃的宣示。而主街背后的一排排楼房依然是乡村小镇的朴实模样，昏暗、狭窄，水泥裸露的墙体上爬满黑色的电线。2022年，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的年产值达2000亿元，其中大多数家具厂还在乡镇企业转型现代工厂的路上。
出路
大堂舅来接我时赶上刚下班，还穿着衬衫西裤、提着黑色公文包。他在龙回镇龙回村的村委会里做办事员。龙回镇下辖18个村，龙回村是离镇上最近的一个。他对家具厂的熟悉正来自于这份工作。龙回村内有七十多个家具厂，村委会定期检查厂里的消防和环保，大堂舅负责其中的十几家。
龙回村不算大，沿着村道进去，大片的田野与高低错落的民宅看着和一般村庄无二，深入其间才看到排布着的一间间厂房，靠近村子边缘甚至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做产业园。背着锄头从田里上岸的农民，赤着脚走过一幢幢厂房回家，工业与农耕文明就这样和谐相处。
变化是怎么开始的，大堂舅并不知道，那时他还在广东打工，他的几个姊妹也全在外地打工。
外公家姓阳，在林、熊为大姓的龙回村是外姓。新中国成立后，我外公早早考了出去，而堂外公（大堂舅的父亲）一直留在村里，生养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走出小镇的主要方式还是考学，只有极少数人能考上。“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堂舅说，“考不出去，没有工打，没有田种，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生很多个，村镇街头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南康人多地少，据《南康县志》记载，1985年底，南康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只有0.78亩。上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日渐成为问题，当时倡导的就业模式还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全南康大大小小的工厂不过百余家。
大堂舅没有去学木工、缝纫、泥瓦，一心考学，连续几年不中，被村里人嘲笑为“阳先生”。他终于放弃，上了七天缝纫班后，迎头赶上上世纪90年代村里南下的大潮。1992年，京九铁路还未开通，从龙回去广州，原本要周转几趟班车去韶关，再乘火车。但因为去的人太多，出现了私人运营的大巴车，从镇上直达广州。
那时候进厂需要经人介绍，大堂舅没有关系，到广州后花钱找了服装厂的劳务中介，但没有成功进厂，只好回乡。第二年再次去广州鞋厂应聘，又没能进厂，大堂舅说，因为不是苦力活，招的几乎都是女工，男工只录取几个人，“因为工厂觉得女工更服从管理。”他只好去潮汕的砖厂，后来又在广东的其他电子厂、鞋厂辗转了好几年。
大堂舅在广州吃过苦。找工厂要走很远的路，等待招聘期间他就睡在路边小树林里，“树林里全是已经占好位置的人，我们新来的还要被赶。”到了1996年，三堂舅去广州情况就顺利得多，大堂舅的朋友介绍他直接进鞋厂。但三堂舅在广州也经历过坐车被偷钱包、身份证被工友盗用等等糟心事，更别提隔三差五要被查暂住证了。
外出打工的人大多是孤身一人。大堂舅一个人在外，老婆孩子都留在龙回，生存压力和孩子的教育成了两难的问题，“在打工地没有房子，子女不能上学，在家种田又赚不到钱。”2010年，为了孩子，大堂舅还是回乡了，他发现家附近很多工厂都在招工，才知道当年很多木匠南下去家具厂，后来慢慢地把人和资金带了回来。“在外到底不如在家。”大堂舅自此留在了龙回。
木匠
在大堂舅负责监督的家具厂里，“跨世纪家具”是最早成立的一家。据该厂的老板林万顷介绍，工厂由他父亲林长发1999年开办，经营至今。两代人的际遇完全不同，林长发是手艺人，林万顷是生意人，工厂从最初的手工业作坊转变为了一家现代企业。
林长发被称作村里的才子，1966年小学毕业即被选入南康中学重点班，后来因家庭成分问题没上成高中，回到村里的生产队干活。龙回木匠多，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出来,而林长发靠着一本《家具制作技术及图例》，自学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手艺好到什么程度呢？”林万顷举例，“以前家里打家具要请木匠上门，刚过年，我爸的活就从大年初一排到了正月三十。”
1985年，在隔壁崇义县木材公司工作的同学介绍林长发去广州郊区的木材加工公司。在给妻子冬珠的家书中，林长发写道：“我离开家的头一天，你痛哭失声……我的心也是极其沉痛的……而我也咬咬牙毅然到广州来了。”那一年林万顷上小学二年级，对父亲在外的印象不深，只记得父亲回家过春节，带来了新鲜辣椒。林万顷头一回在冬天吃到新鲜蔬菜，“每个亲戚分到十几个，大家捧着接过来，手都发抖。”
在广州，林长发从木材加工厂做起，后来凭借技术去家具厂做木工头，自己带徒弟，负责整件家具的制作，积累了一些名气。1996年，龙回镇上开起了几间家具厂，一个刘姓老板来广州，再三请林长发去他的工厂当师傅，见面的红包封了390元。林长发答应了。回乡后，他在信纸上抄写了一遍《胡笳十八拍》，表达他重返乡土的感慨。据赣州广播电视台报道，那一年约有4万外出务工的南康人返乡。
但龙回工厂的环境和广州大不相同，当时广州的家具厂很多是台资企业，规模完备，而龙回的乡镇家具厂连厂房都是毛毡棚搭起来的。林长发逐渐感到老板的能力不比他强，动了自己办厂的心思。1999年，林长发以7000元的价格盘下一个七百多平方米的工厂，在龙回办厂形势还不算好的光景决心闯一闯。他在工厂门前写下一副对联：“太平盛世歌人生；昂首挺胸跨世纪。”厂名“跨世纪”由此而来。
林万顷在厂里帮忙，父亲负责设计和制作，他则负责销售。那时候龙回的家具厂数量渐多，一些外地老板会找上门来拿货。林万顷想主动开拓市场，来龙回的温州老板多，价格出得大方，于是他选择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温州。在没有导航、地图不精细的年代，从赣州一路上靠打听和看路标摸到温州，“拉着一卡车的货过去，我坐在副驾上给司机指路、帮司机问路，司机有两人轮换，我四天四夜没睡。”林万顷说。
最初几年，厂里都是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权力、资金集中于林长发一人，林万顷甚至没有工资，买什么都得找父亲拿钱。林长发一度因两个儿子财务分配不均产生股份制改革的想法，最后没有推行下去。林万顷失望地离开，独自南下。
林长发自学木工手艺的书、南下第一年的家书以及林万顷与旧厂房的合照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林长发的家具厂用上了全套机械化的设备，他正站在生产线旁检查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老板
说起独自在广东打拼的日子，林万顷有些自豪。1991年，林万顷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改学电子专业，第二年去到电子产业集聚的深圳宝安区找工作，在那里做磁带、录音机、CD机。1999年以后在林长发的家具厂做了三年，2002年出来又回到电子行业，在佛山的南海区开了间手机店，赚了一笔钱。
2008年，当林长发考虑退休、不知该将家具厂交给哪个儿子时，林万顷带着钱“满载而归”，“气度和离开时完全不同了。”他补偿了弟弟该得的钱后，理所当然地接下了厂子。林长发在转交工厂时依旧延续了谨慎古板的风格，他跟林万顷约法三章，不准用工厂的地担保任何借贷，不能找亲属、朋友借钱。
林万顷觉得父亲手艺好，但不懂管理和营销，他要将工厂内外“洗心革面”。林家的工厂在村里的一处斜坡上，林万顷把原本的厂房全部推倒，从外运土回来填平地面，为将来使用机器和叉车做准备。“因为我知道广东的工厂都在机械化。”
接着，他注册品牌，为厂里的产品制作高清彩图宣传册，将价格抬高了一倍。一套沙发成本为1000元，售价定为2000元。林长发跟林万顷起了争执，“我爸说我太黑心，我跟他说你不懂商业，后来卖了一两个月卖不动了，我爸叫我赶紧把价格降下来，我说不能降。”林万顷向父亲解释，这不是生产和定价的问题，而是销售有问题，他花时间培养销售网点，寻找客户，建立起稳定的销售渠道，林长发自此再没干涉过他的做法。
林万顷不懂做家具，他判断市场的方法很简单——“开展会时，哪个展位的人多，那个东西一定最好卖。”这个方法适用于南康的很多家具厂，以至于当地有一句话叫“广东看展，南康下单”，意思是广东家具展上出现的商品，不久后在南康能找到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而且价格便宜很多。
作为民营企业的老板，林万顷同样感受到了和父辈相同的艰难，“要社会关系，政府、银行、派出所、消防都得认识几个人；什么都得懂，懂怎样喝酒、怎样做业务、怎样催账、怎样安抚工人，成功的老板都成了妖精。”
这种艰难从侧面反映出家具厂规模的小而散，一个老板，几十个工人，每季几个主打产品，几条销售渠道，就能维持工厂的日常运营。林万顷接手工厂的十几年里，南康的家具厂从几千家变为上万家，小企业看似管理简单，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我的营销总监，带着关系自己开公司卖家具了，之前的油漆总监也自己开厂去了。”林万顷现在只敢任用外地人做高管，“本地人留不住，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做家具卖家具，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太容易了。”
林万顷知道这边的工厂和以往他在广东见到的外资企业差距有多大，地方政府也一直督促家具厂转型升级，然而改变需要一段漫长的过渡期。政府曾试图加速这个过程，2009年南康市政府发布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实施方案，遭到小微家具企业老板的抗议。“那之后，地方政府只引导，不强行干预。”林万顷说。
“无中生有”
南康家具行业内盛传费孝通在1997年5月考察南康后的一句总结语：“无中生有，有中生特，特在其人，人联四方。”那时候家具产业已经成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尽管南康没有林木资源，没有市场条件，也没有交通优势。
但当地的政策扶持力度一直很大。龙回村一位家具厂老板举了运输木材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家具厂从林业县购买木材还需要木材运输许可证，南康的办理条件更为宽松，且境内没有相关单位沿途乱收费。“在外地，拉进一车木头可能会赔本，南康不会。”
家具厂逐渐在直抵珠海的105国道周边开了起来，连带着汽修、餐饮、旅馆，运送原料与家具的卡车在这条路上昼夜奔驰。2004年，赣粤高速公路赣定段建成，公路运输更为便捷，龙回镇的105国道附近就有一个出入口。
三堂舅目前打工的家具厂厂长林建华曾在2005年从深圳回龙回老家办家具厂，正是看中了龙回日益完善的基础建设。他1992年去深圳打工，从工厂管理人员做到外贸公司销售，上世纪90年代末他每个月的工资就有3300元。2002年林建华在深圳创业，做纺织品与金属外贸，但维持了26个月就继续不下去了。现在回想，他觉得进场的时间就不对，外贸当时已经是夕阳产业，况且，“自己在大企业的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创业。”
那几年，他也有意无意地看到了龙回的变化，“2001年，南康招商引资办带我们回来看105国道旁的一块地，几栋大楼立在那里，我记得在1999年这里就是一块空地。”深圳的工厂和高楼也曾迅速建起，他想现在的南康就像曾经的深圳。后来每一年，南康招商引资办都去深圳宣讲，林建华对“家里发展的情况”很了解。2005年创业失败后，他没在深圳找工作，回到了龙回。
林建华没有接触过家具厂，但在龙回，家具厂才更有优势，找什么都方便。“人招得很顺利，本地木工师傅多，周边的木工也会过来找工作，材料商都在这里，周边省市的木材都往这儿拉，山东的木材都运过来了，销售的客户也来这边找货。”
这一次，林建华进入的时间和行业都对了，一年能轻松赚二三十万，家具只要做好了，立刻就能卖掉。但当时他没什么野心，厂里只请了五六个生产家具的师傅，“没有做到上限”。在南康家具厂日渐饱和、产业向着升级转型的阶段奔去时，林建华的家具厂支撑不下去了。2014年，他关掉了工厂，转做其他生意。
直到2018年，他被现在的家具公司请去担任厂长，才再一次踏进这个行业，此时的办厂环境已经不同。
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要支持包括南康家具在内的产业进行产业基地建设，自2013年起，当地政府拆除了两千多万平方米的零散加工棚，在划定的家具生产集聚区里建设标准厂房。龙回镇的三个集聚区都建在105国道两旁，龙回基地最早建成，林建华所在的家具厂直接在里面租了一栋厂房，其消防通道、排污管道都设计好了，只需置办设备与人力就能开始生产。
龙回半岭集聚区在2020年后建成，面积最大。尽管租金低廉，每平方米月租6元，但目前入驻率仍然很低。大堂舅带我去参观时，我们在一百多栋一模一样的新厂房之间找不到出去的路，四四方方排布整齐的厂房围成了一座巨大的迷宫。
小赖厂长的厂房外，木材板堆积数米之高，一位工人正在整理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命运
黄登荣的家具厂也在龙回基地集聚区里，听完他的经历后，我对大堂舅这一代人越发生出一种命运无常的感慨。每个人都意气风发地去往南方，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就像进入有着无数岔道的迷宫，有的人条件好、运气好，很快摸到晋级下一关的“门”，有的人忙碌几十年，依然在相似的围墙内打转。
后者包括我的三堂舅，他自1996年进入广州那家鞋厂后，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了16年，其间厂房从海心沙搬到增城。2012年，厂房又迁往劳动力和地租更低廉的东南亚，三堂舅才回了乡。
介绍三堂舅进鞋厂的人就是黄登荣，1992年，他和我大堂舅一同去到广州打工，一同应聘服装厂落选，大堂舅回了家，而他经远房亲戚介绍进了一间打火机加工厂。第二年，他又和我大堂舅一起去鞋厂应聘，我大堂舅再次落选，而他成为被录用的五个男工之一，并且因为是高中学历而直接做了管理人员。他俩分析，大堂舅应该差在体格上——黄登荣比大堂舅更高大健壮。
但他们的际遇就此不同，黄登荣从车间材料班助理被提拔为品控负责人，又因对接客户有了更多人脉，跳槽到贸易公司，从内销做到外销。他在广东的生活变得富足而自由，离开了工厂的军事化管理，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工作时间，不再负责具体的生产事务，而只需谈判和交流。2013年，他自己创业做微量水分测定仪。直到2018年，他为陪伴儿子高考而回乡找了一间家具厂做厂长。
回顾自己的南下经历，他觉得自己的遗憾是太随性了，不够努力，“也许可以再去读个文凭，做个专家。”尽管他已经过上30年前不敢想象的生活，但那毕竟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年代和地域。
现在南下的年轻人再难有这样的机遇。我们在龙回村一间小型的铁皮棚厂房里遇到了小赖厂长，他只有24岁，管理这个厂房已经五年了。他当年是个被迫早熟的孩子，出生在广东，那时候父母在南方打工。后来龙回办家具厂势头高涨，他父亲看到商机，回村给那些厂做铁皮棚。2012年，他父亲从八米多高的厂房天窗上摔下来，昏迷了一个星期。醒转后，医生说他近几年内都做不了重活。
14岁的小赖只好辍学，托亲戚的关系去广东江门的家具厂做学徒。他是徒弟中最努力的一个，干了一个月活就和比他早来一年的师兄一样每月拿2500元。每天早上7点多到厂里，晚上八九点回宿舍。那一年年底，他攒了一万元钱回家，那是四个月的工资，他一分钱没花。
但跟着师傅做学徒、做工，日子过得平平。2017年，小赖的姑父在村里办了一间小厂，他就回来当厂长了。他说：“我看重的不是能拿多少钱，而是能不能锻炼自己。”他在厂里要负责生产和安全、负责木匠师傅们的生活和情绪。
小赖在江门的师傅也在2017年回到南康，带着三四十个徒弟一起，各自找了家具厂工作，也有人转行做了销售。小赖的师傅常对他说，“后悔了。”小赖知道，师傅后悔的是回来得太晚，错过了办厂当老板的好时机，“现在门槛更高，有资本来办厂的人也更多了。”
“那你想过办一个自己的厂吗？”
“当然啦，”他回答得毫不犹豫，“这是每一个家具人的梦想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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