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国家提出了“地摊经济”的政策。

一时间，曾经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摊景象，仿佛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地摊，是在每个城市都会有的流动摊贩。人们早起买早点，或者晚上吃完饭逛夜市、吃夜宵，都能感受到地摊带来的方便。但摊贩破坏了城市的居住环境，影响了市容市貌，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全球的大城市，如纽约、巴黎、东京、孟买等地，摊贩是随处可见。

地摊经济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能活跃社会经济，另一方面它带来的治理问题也让政府头疼。

摆摊的人群

在中国，2010年城市流动摊贩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2%，人数约在1664万到1949万之间。这里还没算上农村的流动摊贩，总数约在3500万左右，相当于北京2017年的常住人口。

这个基数可以说非常惊人，其中一半多还集中在城市。城市为什么会吸引摊贩呢？流行的看法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谋求不到正规的工作，为了生计只能摆地摊赚点钱。

社会学者黄耿志，专门研究了城市摊贩的问题和原因，他认为，可以根据摊贩的经济状况，把他们分成四类群体，然后考察他们的动机。

第一类是农民，这是城乡差距过大的产物。

2012年，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3倍，如果是一线城市，那差距更加明显。这让农民普遍觉得，种地不赚钱，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糊口，所以要进城谋生。

多数的农民进城之后干过建筑工、清洁工、服务员等各类工作，但是打工的收入太低，得不到保障。加上还有克扣和拖欠工资的现象。相比下摆地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总体上赚的钱比打工多。

另一个问题，是打工要遵守的制度很多，迟到、早退、请假都是要扣钱的，之间不自由。相反，摆地摊时间自由、灵活。所以，进城的农民选择摆摊，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最后主动选择摆摊。

第二类是下岗失业人员，这个群体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下岗潮开始，全国有两千多万人下岗，即便后来再就业和经商，也有将近200万人处于待业状态。这批人就开始以摆地摊作为谋生手段。还有一些人因为被原企业解雇，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摆摊生活。

第三类是小商人，其中不乏想要经商的年轻人。

这些人原来在购物城或商业街等地开过店铺，但是经营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难题，特别是连年上涨的店租，最后决定摆地摊。

也有一些年轻人，想从事经商，但是缺乏本钱和经验，就从摆地摊做起，学会如何拿货和销售，一步步壮大。

第四类是低收入者，他们大多是底薪打工者，工作辛苦，收入微薄。

单身的时候还好，一旦成家立业，开支急剧增加，就必须赚外快补贴家用了。而摆地摊就成了最容易的操作方式，只要你愿意付出，多少都会有收获。

可见，上述的四类摆地摊的群体，他们的相似性就是都属于社会底层，上升通道有限，迫于生计只能摆地摊。

社会价值

那城市摊贩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哪些价值呢？

首先，可以吸纳劳动力。一千多万的城市摊贩，不可能全部依靠政府救济，摆地摊不仅可以自力更生，还能创造出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的流动性。

想象下，如果这批人无事可干，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那对社会稳定将带来严重隐患。摆地摊可以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生活的绝境，看到希望。

其次，摊贩的存在方便了城市的生活。包括服装、玩具、日用品、电子产品等等，都可以在地摊买到，极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

实际上，一些城市自从下令禁止摆地摊之后，工薪阶层和居民很快就觉得不便，生活成本也随之上升。

但是，摆地摊也造成了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占用公共空间。很多城市曾经都有夜市的现象，就是深夜会有很多小吃摊出来沿街摆摊，形成聚集地。

但是油烟满地、垃圾乱扔、制造噪音等问题又随之而来，严重影响了附近的居民。于是，多地出台政策，取缔了这些夜市的摊贩，曾经的夜晚繁荣也不复存在。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摆摊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用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成本。

特别是摊贩集中区域，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强，存在很大的治安隐患。很多的地方政府认为摊贩的存在，拉低了城市的形象，于是摊贩被禁止和取缔就成了通行的政策。

治理模式

城市和摊贩的冲突，是全球性难题，有些城市给出了不一样的治理模式。

比如纽约，在1691年就出台法规，对摊贩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约束。1925年的数据显示，纽约的摊贩中，超过9成都是移民，而消费者基本上也是移民。因为移民刚到美国，消费能力有限，需要购买摊贩的廉价商品。

纽约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严厉打击街头摆摊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建立室内市场，并且在1979年规定，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才能合法摆摊。

1999年2月，一名非洲裔的青年在街头摆摊时，被警察击毙，引发了大范围的抗议，但是纽约政府依然推行清理行动，决心取缔摊贩。

纽约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认为摊贩损害了纽约市的城市形象，降低了经济品质，这会影响资本的投入和扩张，所以摊贩人数必须严格控制。

这个想法得到了中产阶级、金融家和资本家的支持，这也是纽约政府最重视的。而摊贩属于社会底层，政府认为他们的利益必须服从主流社会，所以摆摊行为必须受到打击。

那中国的管理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拿广州为例。

1996年，广州市政府推出的条例规定，凡是占用公共场所摆摊经营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2007年，广州已经建立了全方位的摊贩监管体制，不仅有城管巡逻、电子监控，还建立了综合执法体系，对摊贩聚集的街道进行网络化监控。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都在积极管理摊贩。但是手段太过强硬的话，容易引起摊贩的反抗，引发冲突。2009年，仅广州一地，就发生了2600多起摊贩暴力对抗执法事件。

只要出现暴力执法事件，社会舆论都会站在摊贩一边，抨击城管野蛮执法，欺压弱势群体。

不过，暴力事件并非常态，90%的的摊贩看到城管来了，就会转移阵地，等城管走了再返回。所以，强行取缔是治标不治本，得不到社会主流的支持。

疫情后，一些城市专门划出区域，设置摆摊的摊位，允许合法摆摊经营。但是，这个方法目前看来还没有长期效果。因为很多摆摊者都需要流动，固定的摊位需要支付租金和管理费，成本上升；加上时间缺少灵活性，经营的时间并非人流最多的时间。

城市摊贩是城市化的产物，目前是无法完全取缔的，只能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疏堵管理的方式去治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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